作者：马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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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电视剧《潜行者》从名称上就标明了自己的谍战剧身份，但其最主要的叙事焦点并不是在烧脑的反间情节，也并非卧底的忍辱负重，而是在孤岛时期（1937-1941）上海暗流汹涌的社会大背景下，以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为基础展开的人物个性与革命任务。

可以说，《潜行者》在谍战剧经典《潜伏》《风筝》《叛逆者》等之后开启了新的“家庭叙事”结构，在斗智斗勇斗抗压的审美疲劳下，加入了“家庭斗争”模式。这种新的尝试显然吸引了“合家欢”观众，但也不可避免削弱了谍战剧核心的类型要素，冲淡了应有的快节奏、强刺激、重反转的观剧期待。此外，虽然加入了重头家庭戏，但在女主设置、儿童角色、文化表征上还是沿袭套路，鲜有突破。

成也“家庭”，败亦“家庭”

“杜鹃啼血，饮冰前行”。潜行者从来不是一个秘密的符号，而是极端斗争环境下刀尖行走的绝命者。在《潜行者》这部剧中，主线就是1941年我党地下工作者“杜鹃”打入汪伪特工总部76号，以情报处副处长方嘉树的身份周旋在日本、汪伪、国民党之间，为了信仰而战，为了国家而战。

三栖特工，危机四伏。“杜鹃”方嘉树其实有三重身份，为三面间谍，既是76号的情报处副处长，又是国民党军统银狐小组的队员，终极身份是代号为“杜鹃”的共产党员。按理说，这么一个身兼多职的角色应该如履薄冰，绷紧的弦一刻不放松。但黄晓明饰演的杜鹃却显得过于轻松，很多时候还带着其综艺中标志性的咧嘴笑。也难怪，毕竟他在剧中大部分的压力不是来自谍战与潜伏，精力都耗在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家庭矛盾上。

方嘉树不仅一举一动都在多方势力的监视下，还面临四面楚歌的亲朋之间的联系——湖北老家忽然出现的前妻陶玉玲，她现在不仅是我党联络人，要和方嘉树假扮夫妻，还与地下党上级老赵成了未婚夫妇；与陶玉玲一起来的还有她与方嘉树的儿子方子睿、老赵与前妻的女儿乐言；方嘉树在76号的顶头上司、情报处处长叶兴城，陷入了和方嘉树、苏雅露的三角恋；苏雅露是军统派出潜伏76号的，她深爱方，却不得不和叶兴城暧昧，期望策反这个情痴；任人唯亲的76号幕后大Boss李力行，这个老狐狸和叶兴城是连襟，对方嘉树不仅有工作怀疑，更因袒护家人对方嘉树天然排斥；陶玉玲随后能执行任务成功，不是因为认识别人老婆，就是借故上门讨伐小三。几乎所有的工作关系、革命斗争都转换成了家庭矛盾。能想象到的家庭内部的一地鸡毛，包括二婚组合、孩子上学、情人上门等都成了推动情节的重要元素，也变成了潜伏任务的重要解决方案。

所以，剧中谍战的敌我生死搏斗被置换成了家庭中的关系维持和情感调和。而家庭剧的幽默琐碎，家长里短，则带来该剧风格上的变化。第二集方嘉树就“喜当爹”，随后又陷入各种三角关系：方嘉树、陶玉玲、老赵的家庭三角关系；方嘉树、叶兴城、苏雅露的恋爱三角关系；方嘉树、叶兴城、李力行的工作三角关系。叶兴城知道方嘉树的小名叫六子，于是给自己的小狗取名叫六子。方嘉树和“小三”苏雅露私聊，打趣“情人约会，不要骂原配”等等，不按套路出牌的家庭情感与经典谍战气氛构成了巨大反差。

这种创新安排一开始的确让人眼睛一亮，观剧终于可以不用那么提心吊胆，关键时候总有“家人”协助，但随着剧情不断深化，谍战的斗智斗勇几乎都被化解得悄无声息，该有的紧张刺激和国家大义成了某种“合家欢”。《潜行者》本身对于家庭戏是既爱又恨的，一边反复强调“干革命要切断所有社会关系”，如苏雅露所言“危机环伺，身边不留亲人”，结果又是如李力行形容方嘉树的“私事特别复杂”，这显然是最大讽刺。

其实，《潜行者》中以家庭戏切入谍战剧并非首创，此前我们在《潜伏》中也看到过假夫妻、真同志的模式。但该剧加入太多枝枝蔓蔓的情人、孩子、连襟和叔嫂关系，冲淡主线，情感上也失去了像更经典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和何兰芬之间的相濡以沫、相互配合、革命爱情贯穿抗日和解放战争。

因为家庭这条线的喧宾夺主，众多角色陷入“清官难断家务事”泥潭，不是蜕变为“恋爱脑”，就是忽然“降智法”，造成了太多情节漏洞和感情虚伪。比如叶兴城每次都能发现方嘉树的疑点，这不是靠职业素养，更不是凭坚定信仰，完全靠着恋爱中的嫉妒与敏感。叶兴城一开场是一个极其严谨的人，为了避免嫌犯假死，他都必须脸蛋和胸口各开一枪，非常严谨而阴森的反派。可他一转身就变成了多巴胺的牺牲品，理智丧失，判断全无。他一开始就猜对了方嘉树是“杜鹃”，不是聪明，而是吃醋，爱情的力量真是“强大”。

谍战剧中的家庭该怎么演？

家庭纠结，身份多重，人物勾连，应该是谍战影视的加分项。革命者并非生活在真空，也必然在家国风雨、社会关系中得到历练，看清真理，坚持信仰。上世纪30年代的经典小说、电影都是榜样：老舍的《四世同堂》《风云儿女》《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小家和大家”的矛盾，“舍小家，保大家”的情怀，家庭中的革命家在历史的洪流中坚定最正确的选择。

相比之下，《潜行者》则显得有些肤浅和市侩。而且，该剧虽然用家庭矛盾置换了敌我冲突，却又没能真正处理好在家庭戏中占有相当地位的女性和儿童这两类角色。

剧中女性角色虽然生动，性格各异，但还是陷入“两女双面”、互为镜像的模式，最关键是没有突破“大男主”的操控。蒋欣饰演的童养媳陶玉玲的张力在于农村人的憨纯，甚至有些执拗愚笨，“老家媳妇”的虎妞性格，属于泼辣而聪慧的农妇；万茜演苏雅露，美貌、才智与武功集一体，也有着双重身份，配得上“独立女强人”的称号，和方嘉树也是有来有往，相互欣赏。但这两个角色都显得脸谱化，几乎都从男性视角去欣赏和界定，而且都是方嘉树身边的从属人物。当下的谍战影视作品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充斥大男主，女性几乎都是辅助型、点缀型，不是漂亮诱惑，就是家庭主妇。其实敌我斗争史中有关露、沈安娜等红色女间谍的光辉故事，值得挖掘。

陶玉玲带来的子睿、乐言这两个孩子更是直接成为败笔。儿童角色的塑造本不是谍战剧的重点，但如果发挥得好，会成为神来之笔，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特电影《皮包》和《秘密图纸》中所呈现的那样。然而在《潜行者》，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于孩童的成人化塑造——如果说从偏僻之乡来的小孩也知道电影《火烧红莲寺》《木兰从军》是一种文化攀附，那么小女孩乐言用装腔作势的大人语气嘲讽方嘉树和陶玉玲“说一千道一万，你们俩就是要睡在一张床”让现代成年人也不觉瞠目。不仅如此，乐言一会心思深沉，识大体，懂进退，一会感觉比顽童还无赖，吵着要见亲生父亲老赵，差点就把方嘉树的底细暴露。

其实要问哪种国剧类型最令观众心心念念，谍战剧一定榜上有名。重情怀，故事性强，观众多，但好剧少。这几年的谍战剧，缺的是谍战剧的一股精神，尤其是民国谍战剧，本就该蕴含着革命者的一腔热血。可惜的是，该剧还是缺了骨子里那股气血。

（作者为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

来源：文汇报